摘要：最后，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已专门通过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原来的歌词，并进一步决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歌，这本身也具有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如果纳入宪法草案中加以处理，似乎也难以凸显其本身的意义。 ...

另一方面，在没有领导、指导或监督关系的立法主体之间，审查结论的效力没有高低之分。

其中，坚持依宪治国价值目标最关键的制度措施，就是要将依宪立法作为立法工作的基本原则，依宪治国必须要从法治工作的源头和起始环节抓起，立法工作是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法治工作的逻辑起点，有良法才能有善治。总之，从合宪性审查的行为特征来看，合宪性审查的对象不能在法理上予以泛化，在实际中必须对启动合宪性审查工作设定相应的制度前提和条件，才能将合宪性审查的权威性与基于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立法监督原则而产生的合法性审查、合规性审查和合章性审查等审查形式所具有的立法监督工作效率有机结合起来，确保通过立法监督机制来保证一个主权国家立法体制的统一性，从而建立集法律形式与法律内容于一体的更加科学合理的法律体系。

由于根据是立法的前置必要条件，所以，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从一开始就具有合宪性，不可能在逻辑上出现既根据了宪法，又不符合宪法的立法行为，如果出现了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不符合宪法的情形，显然违背了形式逻辑上的排中律。因此，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范围相对于合法性审查、合规性审查、合章性审查来说要更加宽泛。从法理上看，法律法规的制定如果要遵循依宪立法原则，首先必须查明宪法上的明确立法依据，否则，就容易在立法的形式合宪性上产生各种逻辑矛盾。从合宪性审查的行为特征看，包含四个基本构成要素，即审查主体、审查对象、审查依据和审查行为。一是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原则。

从依宪立法原则与合宪性审查的逻辑关系、依宪立法原则的价值要求、合宪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的制度界限三个维度可证明，在制度上确认和坚持依宪立法原则，有助于消除阻却合宪性审查的制度短板，为合宪性审查提供理论方案。从现行宪法规定的立法监督权限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有作出这样决定的权力，问题的关键是2013年《决定》中废止195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及1957年《国务院决定》是基于明确无误的依宪立法原则作出的。前者在制度形式上表现为撤销，后者表现为改变。

例如，《立法法》很早就建立了询问答复制度，其他立法主体可以将其在立法过程中遇到的合宪性审查难题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由后者进行研究并作出答复。第四，法律规范实施过程中的合宪性审查。第二，省级人大常委会在批准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过程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批准自治州和自治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过程中，均要判断它们是否合宪。如果依据的是宪法解释权，那么当然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

但同时也要看到，各级立法主体在初始审查时解决合宪性争议的能力终归是有限的，使得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复核有其必要。[15]参见《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广东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第十四条之规定、《河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第十七、十八条之规定。

对此应当看到，面对审查主体范围这一法律规范合宪性审查的核心问题，任何单一维度的立论都难免有失偏颇，因而需要更加全面且深入的分析。[14]参见《立法法》第九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宪法》5条第3款关于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规定虽然是一条禁止性条款，但它事实上要求各级立法主体积极采取措施确保法律规范的合宪性。摘要:  针对法律规范合宪性审查主体的范围，理论界和实务界出现了一元论与多元论的观点对立。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终局审查在形式上可以体现为一项决定，其效力等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1]参见张翔：《合宪性审查时代的宪法学：基础与前瞻》，《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第16页。[4]一元论者的观点主要是规范分析的结果。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终局审查以宪法解释权为基础，是法律规范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最后一环。

宪法权力结构决定了我国应当构建非司法的合宪性审查体制，[1]法律规范的合宪性将主要依靠立法系统内部的自我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合宪性审查中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其他立法主体的审查能力。

其二，前已述及，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审查结论在性质上只是一份建议书，只有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背书，才能升级为一项法律决定。在中央层面，针对已经生效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立法法》99条第1款规定了五大主体的审查要求权，第2款规定了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或公民的审查建议权。

[22]但无论是询问答复还是合宪性咨询，它们都应当以尊重其他立法主体的立法权为前提，而不宜直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答复与建议取而代之。初始审查的结论一经作出，便在立法主体的立法权所能调整的范围内具有了相应的法律效力。[23]转引自刘松山：《彭真与宪法监督》，《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148-149页。在不同层次审查的合宪性审查之间，应当健全沟通与协调机制，在尊重彼此权力边界的同时确保宪法的统一适用。深厚的宪法思维和良好的宪法意识有助于立法者制定合乎宪法目的与价值的良法与善法。[23]彭真的论断表达出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能力的隐忧。

然而，理论建构不等于制度现实。对于投票结果反映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内部争议不大的合宪性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进行形式审查即可对外发布审查结论。

部分自治区的立法条例规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批准自治州和自治县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之前，应当审查它们是否合宪。这是因为，我国发展合宪性审查制度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建立在既有规范和制度资源的基础之上。

[24]因此，高度集中的合宪性审查体制很有可能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难以承受之重。[5]其主要理由在于，我国地方立法存在多元性、差异性等特征，很难由中央按照一刀切的方法进行统一审查。

[25]参见林彦：《法规审查制度运行的双重悖论》，《中外法学》2018年第4期，第940-945页。起草者会根据其对宪法的理解填充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批准者、备案者和审查者也会根据自身的宪法理解来判断法律规范是否超出了宪法设定的边界。具体而言，其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草案需要交给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此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行为在性质上属于立法主体的初始审查，尚不存在复核审查的必要。省级人大常委会在批准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时，应当审查其是否与宪法相抵触。

（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复核审查 所谓复核审查，是指针对各级立法主体在初始审查时没有发现和没有解决的合宪性争议，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的行为。具体而言，各级立法主体之间的宪法关系主要包括三种：其一，人大对其常委会、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国务院对其组成部门的领导关系。

第二，在主体方面，宪法理解的主体是广泛的、不特定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乃至个体公民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宪法理解。为了确保法律规范的合宪性，《立法法》及相关规范采取了过程控制的方法，在法律规范从制定到实施的各个阶段均规定了不同主体的合宪性审查义务，使我国的法律规范合宪性审查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图景。

以行为内容而非主体身份为依据来定义合宪性审查，可以发现多元论是比一元论更为合理的主张。一般认为，宪法理解是指对宪法规范所表达的内容和具有的意义进行的认知、思考和感受[16]。

第三，来自立法主体外部的力量影响有限。就其性质而言，各级立法主体的初始审查是根据自身的宪法理解来判断法律规范是否合宪并予以表达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上述宪法条款对法律规范合宪性的要求被下位阶规范反复重申。但应当由哪些立法主体进行审查，[2]目前尚未有定论，由此形成了合宪性审查的主体之争。

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理应成为法治思维的根本遵循，因此各级立法主体在法律规范的立、改、废、释之前应当更主动地考察它们与宪法的关系。落实到制度层面，处理好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是终局审查良好运行的关键。

最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复核审查的结论只是一份建议书而不具有法律效力。按照有备必审的要求，上述主体在备案时应当对规章是否合宪作出判断。

它以各级立法主体的宪法理解为依据，在其行使立法权的过程中被表达出来，并因此具有规范效力。第三，有必要进行主动审查的其他情形。